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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剿夷與撫夷
一、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二、英國人做鴉片買賣
三、東西對打
四、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
五、不平等條約開始
六、剿夷派又抬頭
七、剿夷派崩潰

第二章 洪秀全與曾國藩
一、舊社會走循環套
二、洪秀全企圖建新朝
三、曾國藩刷新舊社會
四、洪秀全失敗

第三章 自強及其失敗
一、內外合作以求自強
二、步步向前進
三、前進遇著阻礙
四、士大夫輕舉妄動
五、中日初次決戰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復興
一、李鴻章引狼入室
二、康有為輔助光緒變法
三、頑固勢力總動員
四、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
五、民族掃除復興的障礙
六、軍閥割據十五年
七、貫徹總理的遺教

附錄一 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
一、中西方關係發生變化
二、歐洲人的蠶食
三、葡萄牙設法通商
四、國外殖民勢力更替
五、康熙帝的外交
六、外交策略不進反退
七、馬戛爾尼來華
八、英國輸入鴉片
九、鴉片戰爭前後
十、「撫夷」的難題
十一、「剿夷」外交的代價
十二、俄羅斯侵吞國土
十三、自強運動的興起與失敗
十四、尾言

附錄二 琦善與鴉片戰爭
一、引言
二、琦善與鴉片戰爭的軍事關係
三、琦善與鴉片戰爭的外交關係


 

序

　　中華民族到了十九世紀就到了一個特殊時期。在此以前，華族雖與外族久已有了關係，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較低的民族。縱使他們入主中原，他們不過利用華族一時的內亂而把政權暫時奪過去。到了十九世紀，這個局勢就大不同了，因為在這個時候到東亞來的英、美、法諸國絕非匈奴、鮮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來人類的發展可分兩個世界，一個是東方的亞洲，一個是西方的歐美。兩個世界雖然在十九世紀以前曾有過關係，但是那種關係是時有時無的，而且是可有可無的。在東方這個世界裡，中國是領袖，是老大哥，我們以大哥自居，他國連日本在內，也承認我們的優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紀，來和我們找麻煩的不是我們東方世界裡的小弟們，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

　　嘉慶、道光年間的中國人當然不認識那個西方世界。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敢說完全瞭解西洋的文明。不過有幾點我們是可以斷定的：第一，中華民族的本質可以與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相比，中國人的聰明不在任何別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國的物產雖不及俄、美兩國的豐厚，然總在一般國家水平線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廢封建為郡縣及漢、唐兩朝的偉大帝國，足證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論人論地，中國本可大有作為。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我民族何以遇著空前的難關呢？第一，是因為我們的科學不及人。人與人的競爭，民族與民族的競爭，最足以決勝負的，莫過於知識的高低。科學的知識與非科學的知識比賽，好像汽車與人力車的比賽。在嘉慶、道光年間，西洋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了，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裡做八股文，講陰陽五行。第二，西洋已於十八世紀中葉起始用機器生財打仗，而我們的工業、農業、運輸、軍事，仍保存唐、宋以來的模樣。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國的春秋時代，文藝復興以後的局面很像我們的戰國時代。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著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所以在十九世紀初年，西洋的國家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們的國家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總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了所謂的近代文化，而東方的世界則仍滯留於中古，我們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進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個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過相當中國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幾乎全是隋、唐以來自中國學去的。近四十年以來，日本居然能在國際上做一個頭等的國家，就是因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們還可以把俄國做個例子。俄國在十五∼十七世紀也是個落伍的國家，所以那時在西洋的大舞臺上，幾乎沒有俄國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紀末年，正當我們的康熙年間，俄國幸而出了一個大彼得，他以專制皇帝的至尊，變名改姓，微服到西歐去學造船，學煉鋼。後來他又請了許多西歐的技術家到俄國去，幫助他搞維新。那時許多的俄國人反對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國粹黨。他不顧一切，奮鬥到底，甚至遷都到一個偏僻、但是濱海的涅瓦河旁，因為他想靠海就容易與近代文化發源地的西歐往來。俄國的近代化基礎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羅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連史達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運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國家富強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紀初年，土耳其帝國的土地橫跨歐、亞、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戰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百年之內，別國的科學、機械和民族主義有一日千里的長進，土耳其卻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歐洲列強的宰割。到了1878年以後，土耳其也有少數青年覺悟了非維新不可，但是他們遇著極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國王，如中國的清朝一樣，並無改革的誠意。第二，因為官場的腐敗，創造新事業的經費都被官僚侵吞、浪費了。國家沒有受到新事業的益處，人民增加了許多的苛捐雜稅，國家似乎愈改革就愈弱愈窮。關於這一點，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國的近代史。第三，社會的守舊勢力太大，以致有一個人提倡維新，就有十個人反對。總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紀末年的維新是三心二意的，不澈底的，無整個計畫的。其結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國家幾致於滅亡。土耳其人經過那次大國難以後一致團結起來，擁護民族領袖凱末爾，於是始得復興。凱末爾一心一意為國家服務，不知有他。他認識了時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國非澈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學工業，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為土耳其的舊文字太難，兒童費在文字上的時間和腦力太多，能費在實學上的必致減少。現在土耳其立國的基礎算打穩了。

　　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說的那個樣子。這三國接受了近代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於是復興了、富強了。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中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